上饶热线-财经-关于外资在华并购等若干问题的观点碰撞

最近，有人在各类媒体提出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行业真正被外资企业垄断”，外资并购不涉国家安全，“现在真正的垄断企业还多是国有企业。国家在市场准入上有限制，行政造成垄断。”等观点。就此，笔者走访了有关专家。
甲方	乙方
不应当把一个行业所有外资企业加在一起作为一个市场竞争主体来做判断，同一行业内的外资企业之间也存在竞争。	第一，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外企之间达成共谋操纵市场的风险很低、收益很高。第二，这些都不属于我们，对我们来说都一样。
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行业真正被外资企业垄断”。	请拿出数据，指责外资垄断的人是有调查统计，也符合我们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感受的。
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部分，不是外国企业，它们不仅具有中国企业的法律地位，而且已深深地融入中国经济体系——创造了中国约1/3的工业产值，提供了全国超过1/5的税收，雇佣了2000多万员工，国家统计局历来将其作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纳入国家经济统计。	外资企业就是外国企业，所有权决定了收益的归属，不要用GDP魔术来掩盖GNP的问题。正如他和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内生活，是否可以说他的家产也是我们的家产？要判断他们是不是中国企业，有一个简便的办法，就是看他们遇到问题时是找母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呢，还是通过中国政府向母国政府施加压力？现在汽车贸易争端是怎么回事？我们每年遇到的那么多贸易争端是怎么回事？莫非都不存在？商务部那么多处理这些问题的部门莫非都是没有必要设立的、是无事生非？
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贡献是存在的，问题是问题，这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而且，有些企业如果不是卖给外国人，而是我们自己保持，税收、就业更多，这样的案例很多。
我认为中国目前是有史以来——起码是从1840年算起一个半世纪以来——国家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候便领先世界，从秦朝开始遥遥领先世界两千年，直至满清入关打断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才导致中国全面落后，也就是说满清入关之前的两千多年才是我国对外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中国历史不是从满清统治下落后于西方开始的，这应该是中国人的历史常识。
自主创新不是自己创新。	我想，小学语文老师应该为这样的语言而流泪。
50%对50%的股权，意味着凯雷对徐工的股权要求不会向控股徐工的方向发展。	这种股权结构注定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对于凯雷这样的私人股本基金。如果通过，日后肯定还会发生变化。我觉得，这不过是徐工管理层、凯雷或某些人策划“两步走”方案的第一步而已。
首先，我们不能把内资企业被外资企业并购视为被外国人控制，这只是中国企业之间的商业行为，不应将其意识形态化，进而渲染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人为制造恐慌。	对某些外资并购案件无需恐慌，但对很多外资并购案件不能掉以轻心。“不应将其意识形态化”——无视真实存在的国家利益、经济安全等问题，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外资并购仅仅是中国企业成长壮大走向世界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这句话究竟有无逻辑，我就不想评价了。
对外资企业的垄断倾向我们可通过相关法规加以约束。最近商务部等部委出台的相关法规，对此就进行了相当周密的限定。	第一，在这些言论的逻辑下，我们的法规是不可能约束外资的，只会给他们创造便利条件。第二，外资并购新规中漏洞还不止一处，还需要不断完善。而且，我们的法规不仅需要正视、解决已经暴露的问题，还需要有前瞻性，正视、防范未来会暴露的问题。
有关专家称，“我不反对一切并购，主张继续积极主动吸引外资，比如说IBM把全球采购总部迁移到深圳之类，我就是赞成的。但是，吸引外资应当是在公平条件下进行的，而且不能对我国市场结构、经济安全产生重大隐患；并购必须有管理、有条件，我们此前的问题是过于放任自流了。对外资存在的问题，一种态度是正视问题，加以解决；一种是掩饰、否认。我觉得，前面一种态度可以让我们的市场运行更有秩序，外资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取得合适的地位；后一种态度无助于解决问题，最终结果要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大危机，要么是中国社会强烈反弹，最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他说，外资企业中也有“良民”和“刁民”之分，许多外资企业、尤其是打算守法经营取得正常收益的企业对我们的外资政策争议并不怎么在意，特别在意的很多是经营、收益带有较多灰色的外资企业及其高管。那么，我们应当更重视哪一个群体？　　这位专家表示，我们的外资政策必定要调整，这种调整还必须尽快完成，同时我们又要保证这种政策调整“软着陆”，因此需要在其中善加平衡。前述甲方专家那些言论用心也许是好的，“但我觉得用这样的说法未必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很有可能最终导致政策调整‘硬着陆’，也无助于有关部门的公信力。作为一个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我不可能不深切关注自己所效力的政府的公信力，不可能不时刻牢记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执政基础只能是本国国民，不可能忘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的告诫――人民群众犹如大地，党和政府犹如安泰。”